息烽历史上两位县委书记

贵州星子 来源: 游贵州 2018-05-25 17:33

“1952年5月,我从二野军大五分校转业到息烽。开始是分在县委组织部。因为跟着喜欢写作的县委书记下乡蹲点,在他的鼓励下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才三个月,又调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

这段叙述过于简略。我转业到息烽的具体时间是1952年5月5日。5月6日分配工作,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本人又是团员,土改运动中表现好,同时转业的12名军大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分在县委组织部。到组织部上班才两天,5月8日,县委书记史可鉴同志就点名要我参加他领导的工作组下乡蹲点。史书记是河北人,南下干部。南下之前当过记者,常有大块文章在当时的《新黔日报》发表。文章发表时,在“史可鉴”三字之前,还署有“本报特约记者”这一令人羡慕的头衔。

史书记不仅自己喜欢写作。还鼓励和督促下属写作。他说写作对工作有帮助,对个人的提高和进步也有好处。就拿给报纸写新闻稿件来说,要写出一篇好的稿子,你必须加强学习,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你还必须善于发现新闻线索。要发现新闻线索,第一是调查研究,熟悉社情民意;第二是热爱新事物。对新事物敏感是写好稿子的前提。也是我们搞好中心工作的关键所在。为了让大家在写作实践中得到锻炼,他号召大家积极给报纸写稿,甚至规定:工作组的人,每人每月写稿不得少于三篇。写完,要给他过目,他认为可以再往报社寄。有的稿件,他还帮助你修改润色,再叫你誊正。在阅稿和修改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地给你指出错在何处和错的根源,启发你自己动手改正。你实在一时领悟不了,他才动手帮你修改。修改时,改正的地方他还给你说出改正的理由。顺便还给你讲一些诸如“让事实说话”、“新闻五要素”等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史书记本人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他写的调查研究,不仅逻辑严密,有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语言生动,例证鲜活,很有文彩。他写作时,眉头拧紧,神情专注,用一只大号金星钢笔,落笔很重,老远就可听见笔尖与桌面撞击的“沙沙”声,三四千字的文章,他总是一个上午一气呵成。

跟着史书记下乡三个月,我等于进了一次新闻写作的学习班。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和在他的鞭策、鼓励、督促之下,我共写了新闻、通讯稿件18篇,经他审阅首肯寄出去12篇。这12篇都分别在《新黔日报》和《贵州农民报》上发表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工作组写稿件最多、发表最多的人,也是全县写稿最多发表最多的人。

8月初,工作组从县委的重点乡——三田回县委开会。我们组织部的部长黄北展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周青明同志,你的工作变动了。“我吃了一惊,问咋个变动的,黄北展部长说:“宣传部的通讯干事史恩华同志调贵阳工作去了。史书记的意思,由你来顶他那一角。开完会,你就不去三田了,明天就到宣传部上班。”

这次短短的谈话。结束了我在中共息烽县委组织部三个月,实际上班两天半,一事未做成(指组织部的工作)的历史。现在回过头来看,46年前发生的这件事——从组织部到宣传部的工作变动,实际上是我人生旅程中从政从文的一个大转折。难忘的三个月和发表的12篇文章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当上通讯干事之后,我十分热爱我的本职工作。县委领导也支持我,为我创造工作条件。比如,我不是党员,县委每月一次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书记的指示,每次都通知我列席,让我撑握全县工作动态。到区里或是到哪个单位采访,区委书记、区长、科局长们都是热情接待,给我介绍情况。我除了自己写稿,努力把息烽的工作成果、工作经验、好人好事报道出去之外,又抓紧发展通讯员。当时的息烽共五个区,十余万人口。我在五个区和县机关共发展了通讯员20多名,建成了全县的通讯网。大约每个季度开一次通讯网的会议,向通讯员们通报报社编辑部的报道提纲,汇报全县通讯情况、交流新闻写作经验,鼓励通讯员们积极向《新黔日报》、《贵州农民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投稿。当时的《新黔日报》,有个内部刊物叫《通讯业务》,每月一期,每期上面都要公布全省每月各地来稿数字和见报稿数字。算我担任通讯干事之后,《通讯业务》公布的来稿数字和见报稿数字,连续几年,息烽县都列在全省的前十名。《新黔日报》召开的全省通讯工作会议,我多次受到报社领导表扬。那段时间,我工作热情很高,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文章见报。有的通讯文章,例如《孙银学与唐远辉》还被省城的画家改编成连环画,在报纸上再次发表。我和通讯员江萍1954年合作的特写《砍树》,报纸发表之后,1959年被收进《贵州十年散文特写选》,1997年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第•散文卷》又再次选进这篇作品。

好景不长。1953年底,手把手教我学习写作,把我从组织部调到宣传部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史可鉴书记调走了。1954年3月,我帮一位通讯员转寄一篇批评武装部张某违法乱纪捆绑吊打农民的稿件给《新黔日报》。这篇批评稿见报后,主持工作的县委书记于仪对我不满,找我谈话,指责我:“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县委请示就把稿件寄出去?你还有点组织观念没有?”我当时年轻气盛,马上顶撞于书记:“我参加过党报(指《新黔日报》的通讯工作会议,会上明确过,像这一类事情,可以不向当地党委请示。”于书记拍桌子:“你给我停职反省!以后凡是批评稿件,一律要通过领导审查!”我也拍桌子:“反省就反省!至于批评稿件嘛!还是党报开会的精神,作者自己作主,愿交领导审查的就交,不愿交的就不交!”

离开于书记的办公室,我马上给省委宣传部写信反映这一事件的过程。过了十多天,于书记又一次找我谈话,说省里有了指示,我的意见是对的:批评稿可以不经过领导审查。他叫我停职反省,是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叫我不要当真,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于书记的谈话,说明我的“停职反省”已经结束。但是机关中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却更多了。什么“不要组织”、“对抗领导”、“个人主义”、“翘尾巴”、“追名逐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这些杀人不见血的背后舆论看不见,摸不着,叫你防无从防,辩无从辩。

这里需要回头交代一笔:1953年秋天,与《贵州文艺》编辑涂尘野君偶然相遇。受他的启发,开始转向文学创作。前后一年时间,在《贵州文艺》和《新黔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卖鞋》、《三更月升起的时候》、《李大爷》、《老天平秤》、《夜行人》等小说、散文作品。1954年12月,出席《贵州文艺》通讯员会议。1955年1月。在几位朋友的怂恿下,以我为首,成立了一个有十余名成员的息烽文艺小组。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全国掀起由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带来的肃反运动。息烽县执行极左路线的领导人,上挂下联,将我们那个经县委宣传部部长郝明贤同意、开会时郝部长亲自参加的息烽县文艺学习小组,定为“胡风小集团”。一夜之间,文艺学习小组中历史上有点疮疤的四名成员被捕入狱。我这个胆敢顶撞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拍桌子的人,又是所谓的“胡风小集团”的组织者,其处境可想而知。

一个多月的学习班。不点名的暗示和警告。积极分子们幸灾乐祸的眼色。我感到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利剑在空中摇摇晃晃,即将在我头上坠落。

这时,县委书记于仪调走了,贵定地委又给息烽调来了一位新的县委书记。新书记姓郑名春明,同样是一位南下干部,中等身材,衣着整洁,说话轻言细语。一身书生气。

郑书记来息烽上任不久,我奉命参加县委工作组,到离县城40公里的九庄区搞三秋工作.就在这个期间,我大哥拖着一条残腿,老远八远从郎岱岩脚老家跑来息烽看我。我不在县城,他又跛着脚赶到九庄。晚上,我和大哥同床而眠。大哥告诉我:前几天,息烽的两个调查人员,到岩脚调查我的历史问题。找到镇上的领导,询问我在旧社会旧政府干过什么事情。镇上的张镇长说:“周青明是我们看着长大的,除了读书,就是务农。农闲时帮他幺叔当过几回‘赶水匠’,赶猪到安顺。旧政府的事,他一样也没有干过。”息烽的调查人员说:“旧政府的事他没有干过,为什么现在他手里还保存着蒋介石的像片呢?”张镇长摇头说:“这不可能。”息烽的调查人员就说:“什么不可能?有人在他的桌子抽箱里亲眼看见的。”

息烽的调查人员走后,镇上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家里。母亲急得要死,才叫大哥赶来息烽看我。

“有人在他的桌子抽箱里亲眼看见”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哥,那不是像片,是一张印着蒋介石像的画报纸。我还给大哥讲了这张画报纸的来历:那是1951年土改时,九庄农民分大地主袁世聪家的浮财时,搬走书柜,把书倒在粪堆上。军大的同学们去拣有用的书。有人发现一本国民党时期的画报,大家你一页我一页地争抢。抢来干什么?包刚发下来的红绸布精装、汤金字、扉页上有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题词的《秋征纪念册》。我也抢得一页,上面印着蒋介石的戎装纪念像。我用钢笔在蒋介石像的两眼上画了两个叉,反过来包住我心爱的《秋征纪念册》。听完这段解释,大哥说:“早知道是这样一回事,我就不有跑这趟冤枉路罗。”

大哥走后,我又在想:我用画报纸包《秋征纪念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五年。这样一件废物利用的小事,怎的一下变成政治问题了呢,又是哪位积极分子,乘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翻我的抽箱,发现了这个邀功请赏的好材料,文艺学习小组的四个朋友被捕时,宣布的材料都是历史问题。我之所以还没有进监狱,可能是因为我的历史问题的材料还没有落实。息烽的调查人员去我的老家,一定是为这个问题去的。而他们要落实的问题的焦点,就是我“保存了蒋介石像片”……

三秋工作结束,县委工作组收兵回营。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我从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拿出那本画报包着的《秋征纪念册》,直接去县委书记的办公室。进屋时,郑书记正伏在桌上看报纸。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我一眼,说:“是周青明同志吧!坐,坐呀!”

我没有找地方坐也不说话,迳直向他面前走。他站起来说:“我来息烽快两个月了,你是第一次跨进我这间屋。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没有寒喧,也不讲礼貌,直杵杵地来一句:“我是来投案的!”

“投案?投什么案?你有什么案可投,说来我听听!”郑书记笑笑,说话的调子显得轻松。

我把《秋征纪念册》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唰”一声扯下包着纪念册的那页旧画报,将印着蒋介石戎装像的那面翻过来递给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我保存的蒋介石的像片;现在我自己投案。该坐班房还是劳改,请组织上定!”

郑书记接过去,眯着眼睛对着我在蒋光头眼睛上画的两叉看了一分钟,嘿嘿一笑说:“什么蒋介石像片!一张旧画报罢了!简直是小题大作,乱弹琴!”说完,他从桌上拾起火柴,划燃一根,一下子点着手中的旧画报,转瞬之间,蒋介石的戎装画像就灰飞烟灭,不见踪影。

“坐下吧,周青明同志,我们好好谈一谈。”他的态度和动作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一时间愣住了,只好乖乖地拉根凳子坐下。

“看见了吧,周青明同志!”郑书记指指地上的灰烬,“你投的所谓案,从此了结。以后,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搞好工作罗!”

我嗫嚅地说:“我的包袱是放下了,可我家里的老母亲,差点急死了。”

郑书记给我倒了杯水,说:“你可以写信回去,安慰老人家,请老人家放心,息烽县委是了解你的。至少,我郑春明是了解你的。”

“郑书记,你了解我?”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你郑书记来息烽时间短,不可能了解我。

“不相信?”郑书记回到座位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嘿嘿一笑,侃侃而谈。完全不象一位县委书记对下属的谈话,而象朋友之间、平等的朋友之间的谈话。称谓也由公事公办的“周青明同志”变成了比较亲切的“老周”。“你信不信?还是去前年,我在贵定地委工作时,就读过不少你老周发表的文章。有一篇题名叫《砍树》,写柿花坪合作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故事,对不对?有一篇是写县供销社营业员杨兰芳关心顾客,打水给顾客洗脚试鞋的故事对不对?我还知道你写了杨兰芳的通讯还嫌不过瘾,后来又将通讯改成小说,在《贵州文艺》上发表。你说吧,有没有这个事?”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我只能默默点头。

“我还知道你老家的情况。”郑书记的谈兴越来越浓,“你是郎岱岩脚人,你家住在半边街,你家只有两间茅草房……关于所谓保存蒋介石像片这件事,我初来息烽那两天,有人讲得很邪乎,我当时就有点不相信。凭你写的文章,任凭你的家庭出身,怎么可能与这样的事扯在一起呢?今晚上看了你拿来的这页旧画报,才算真相大白!纯属少见多怪,小题大作,不实事求是;老周呀,你自己也要多用点脑子,多一点警惕性,减少别人对你的误解。”

郑书记的一席话,让我终生不忘。

郑书记的一席话,使我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没有马失前蹄,侥幸过了那一关。

1956年6月,区划变动,贵定专区与安顺专区合并为一个专区。郑春明书记调到安顺,任中共安顺地委组织部部长。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前夕,已离开了息烽的郑春明书记深知我在息烽的处境不妙,通过安顺地委组织部,将我从息烽县委宣传部调到安顺农校任教师,使我在那场运动中成了漏网之鱼,没有戴上正儿八经的“右派”帽子。如果说政治生命也是生命的话,郑春明书记的的确确是我的救命恩人。

回顾我的一生,一个农民,一个中学门坎都没跨过的小学生,坎坎坷坷几十年,晚期居然混了个作家称号,当了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当了安顺地区文联副主席、《安顺文艺》主编,对繁荣安顺地区的文学艺术小有贡献。饮水思源,这一切都与上述的两位县委书记——史可鉴书记、郑春明书记分不开。这,也是我这个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这个光辉的节日之际,不计谫陋,写下这篇小文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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